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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作者：张东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宣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的“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它体现着党中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精准把脉和科学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深刻理解“新路”的科学内涵，深入推进“新路”丰富实践，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强大动力，加快建设“让党放心、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人大师生的自觉追求。”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新时代新征程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回归本位，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开展教育教学，努力培养堪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发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传统，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提升品德修养，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植根青年学子心田，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紧紧抓住思政课这个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课程，持续深化思政课改革，不断完善“一体两翼”教学模式，全面抓好思政课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创新等环节，打造高精尖水平的教育教学体系，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着力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深入挖掘其他课程蕴含的思政资源，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强化主流价值引领，建设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搭建课程思政研究与培训平台，不断提升课程思政育人实效，在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上取得新成效。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当今世界，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不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化、学理化、学科化研究，深化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研究，立足中国实践阐释中国理论；完善“引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卓越的基础学科、顶尖的社科学科、创新的交叉学科”的学科布局，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认真吸收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有益成果，以“知识体系构建、知识体系教学、知识体系传播”为牵引，努力推出具有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研究成果；设立重大研究专项，编制学科知识手册，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框架，阐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和组成要素，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植根中国的学术体系、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加快建设自主性、原创性、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打造“中国系列”教材，推动最新研究成果向教材、课堂转化，向育人转化，形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断从生成到运用的良性循环。

　　聚合科研创新服务平台。为科研创新搭建平台，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是高校的职责所在和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人文社会学科尤其需要更加一马当先，贡献领先。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拓展高等教育“四个服务”内涵，为科研创新和知识转化探索新路径、作出新贡献。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聚合科研创新服务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持续深化科研“放管服”改革，稳步实施科研经费“包干制”，建设一批跨学院科研管理平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坚持质量和贡献优先，推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改革，推广分类评价、多元评价、代表作评价、同行评议制度，完善“项目不唯帽”“评价不唯人”“考核不唯文”的科研评价体系；创建“全国高校智库联席会议”制度，深入开展“智库建设提升计划”，统筹推进多层级智库体系建设；紧密围绕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国家重大需求，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双碳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持续提供服务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大方案”；加强智库学术队伍建设，加大智库成果激励，有效释放高端智库活力、动力和潜能；建强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为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献计献力，通过搭平台、聚合力、建机制，最大限度发挥高校服务科研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

　　构建一流高校治理体系。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要求、必经之路和必备条件。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构建一流高校治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提升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做好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这篇大文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提高制度规定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提升依法办学治校水平；完善校院两级治理体系，强化部处主责意识、学院主体意识，健全“标准科学、程序明确、执行坚决、检查及时”的全链条治理机制；完善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体系，尊重学术自由，健全学术规范，促进学术繁荣发展；注重用“数据链”整合“管理链”，全面升级学校智能化基础设施，以实现师生办事“只上一张网、只进一扇门、只填一张表”为目标，持续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流程整合优化再造，构建服务精细、管理精准、智能高效的高校治理新格局。

　　欣逢盛世，使命在肩；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实施“‘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十大工程”，走新路、开新局、创一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的人大篇章。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05版）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