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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文明风景线” 北京地铁“文明列车”让人眼前一亮******

　　“创建文明城市共筑首善北京”“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近日，市民走进北京市地铁1号线八通线、6号线、10号线地铁车厢，可以看到四周醒目的创城公益广告和文明宣传语，展示首都文明风貌的“文明列车”让人眼前一亮。

　　三辆“文明专列”由首都文明办打造，手绘风格的海报带给乘客沉浸式的文明体验。文明驾车、文明养犬、文明旅游、清理堆物堆料、门前三包、垃圾分类等内容，引导市民群众积极践行文明行为，共创首善北京。

　　“文明城市大家创文明成果大家享”、“当好主人翁共创文明城”、“助力创建有你有我”等标语，能够醒目的提示每一位乘坐“文明专列”的乘客，践行文明行为。

　　车厢扶手内嵌入“创建文明城市共筑首善北京”的文明标语以及对“全国文明城市”的阐释，鼓励市民发挥每个人的文明力量，共同打造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城市。

　　车门处张贴着“文明是城市最亮丽的名片”卡通海报，志愿者、公共文明引导员等一同点赞文明行为，让身处车厢的乘客感受市民群众齐心践行文明条例、共同建设首善北京的浓厚氛围。

　　每天乘坐地铁通勤的姜先生表示：“文明专列是一种时尚潮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在潜移默化中让文明思想浸润人心。”在地铁站区执勤的公共文明引导员赵大姐不禁赞叹：“作为‘文明行为’的倡导者，为文明宣传点赞，为‘文明专列’点赞。如今看到首都市民文明素质明显提升，人与人之间更多了和谐友好与相互包容。”

　　据了解，“文明专列”作为首都文明办持续打造的流动风景线，未来还将推出北京榜样、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公共文明引导等主题专列，助力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后，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待明确？******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韦香惠)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已正式实施“乙类乙管”。7日，最高法、最高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对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进一步细化。有关专家表示，这更有利于符合新规所代表的现时的社会评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1月8日，中国边境城市——广西东兴活力逐渐恢复翟李强摄

　　这些人可解除羁押

　　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8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之日起，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三百三十二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

　　《通知》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和严重妨害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防控秩序，对涉疫药品、检测试剂等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哄抬物价等危害严重、性质恶劣等犯罪行为，依法从严惩治，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涉疫轻微刑事案件，重在疏导和化解矛盾，统筹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把注重溯源治理、恢复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融入司法办案。

1月7日晚，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际到达层连夜拆除入境旅客闭环转运防疫围挡殷立勤摄

　　专家：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是从旧兼从轻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向中新网介绍，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是“从旧兼从轻”。

　　郑戈解释，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刑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涉及禁止和处罚某些行为的法律领域所通用的法律适用原则，从旧原则所贯彻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理念，如果某种行为是被行为发生后的新法规定为具有可罚性，则应当按照行为时的旧法不予处罚；从轻原则是对从旧原则的补充，如果行为发生时的旧法规定该行为违法并应予处罚，但新法免除了该行为的处罚或规定了较轻的处罚，则适用新法。

　　“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是新法轻于旧法时，从轻原则适用的进一步体现。”他说。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乙类乙管”的实施，意味着刑法随着行政前置法的修改而对涉及新冠感染的行为的法律认定发生了变化。

　　王岳表示，《通知》对相关人员的解除羁押更符合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原则，更有利于符合新规所代表的现时的社会评价，实现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他向中新网解释，其中的法理在于，对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乙类甲管措施已经实际解除，且“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在这一背景之下，人们刻意违反新冠防疫规定的现实可能性和危险性都已经下降，原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已经不足以构成对社会秩序以及公众健康这两个法益的威胁，法律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已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