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外对话丨中国未来仍然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经济增长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与此同时,去年中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
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全球疫情、地缘竞争,再叠加仍未偃旗息鼓的中美贸易战,又将如何影响中美两国企业对对方市场的看法和规划?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及《胡润百富》创刊人和首席研究员胡润就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郑艺认为,美国公司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市场。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中国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胡润:外企对在中国投资仍有浓厚兴趣来源:中国新闻网
胡润表示,外国企业对投资中国依然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公司有非常长期的战略,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而不是“我在这里赚个快钱然后拍拍屁股就走”的地方。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外国投资仍看重中国市场
中新社记者:美企如何看待它们在华经营的前景?
郑艺:美国现在有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通胀达到过去4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一直在积极提高利率,力图减缓通胀水平并重振劳动力市场。
同时,政策制定者要求美国公司“重新靠岸”或“近岸”。“重新靠岸”就是将公司带回美国;“近岸”就是将公司转移到离美国更近一些的地方。讽刺的是,如今“全球化”一词(在华盛顿)已经不是个好词了。
当前,美中关系处于低谷,美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针对中国的法案,但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它们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市场,包括美国商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如此。
中新社记者: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的实际投资同比增长26.1%,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您怎么看?
胡润:数据表明,外国企业对在中国进行新投资依然有浓厚的兴趣。可以看看在中国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百强,这些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时间平均是57年,平均“年龄”91岁。大概有15到20家公司在中国经营超过100年。
这些公司有非常长期的战略,中国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它们可以在这里增加价值,也可以做出贡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公司的长期投资和长远眼光。这不是“我在这里赚个快钱然后拍拍屁股就走”的问题,有些公司是这么做的,但这些100强公司不是这样的。
郑艺:美国公司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市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经在这里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他们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他们在中国经营,也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已经不仅仅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了。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它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量表现。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感兴趣。
资料图:上海洋山深水港。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美抨击中国成“家常便饭”对商业不利
中新社记者:如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何?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影响中美两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呢?
郑艺:很遗憾的是,美国国内有种共识,就是中国应当被当作战略竞争者,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着这一点来制定。在过去,抨击中国通常是在政治竞选的时候,但现在抨击中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对双边商业关系不利。
我们一直认为,商业互动交流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对美国也是好事。这对美国经济确实有帮助,它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带来了税收,而且会帮助消费者。但现在的政治环境焦点更多放在保护自己的市场上。美国正在实施保护性很强的政策,所以需要一段时间,事情才会明朗起来。中国公司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但我们倾向于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发展中国市场,并且乐于看到中国公司在美国做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中美两国之间的商贸联系可否作为“护栏”之一?商界可以以某种方式来改善关系吗?
郑艺:商业关系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石,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巨大,在加强双边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外贸伙伴,仅次于东盟和欧盟。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2022年前7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实际上增长了近12%。
两国在经济上是非常一体化的,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投资领域。保持这些强大的商业关系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我当然希望这种商业关系成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护栏”。
资料图:美国客户参观“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中国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中新社记者:纪录片《美国工厂》在中美两国引发热议,而曹德旺关于中美两国生产成本的比较,经中国媒体报道后也成为热议话题。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是世界工厂?中国和美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否已经改变?
胡润:看看过去20多年来中国创造的财富,最初房地产行业风头无两。大约10年前,制造业超过了房地产。如今,房地产在财富榜单上下降,而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劲。不过,这两年有一个趋势,医疗保健行业增长显著。
郑艺: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一开始是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依靠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方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因此,制造商不得不把一些业务转移到像越南这样的其他国家。自疫情发生之后,制造商开始考虑如何调整全球供应链战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想只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要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真正从劳动密集型、低成本、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向更高端的制造,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认为中国将继续成为许多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但可能会远离低成本的制造业。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因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中国未来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重要战略市场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消费活力也不断提升。今后,中国除了将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其是否也将长期作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十分重要的战略市场?
郑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在华经营多年,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是长期投资。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公司来华建生产基地,主要是为了对中国以外的市场出口;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大多数企业会员在中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如胡润先生刚刚指出的,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他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售表现。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充满浓厚兴趣,且将继续保持这种兴趣。
中新社记者:2013年,胡润曾说全中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总数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中国亿万富豪从事慈善的比例有待提高。近十年过去,中国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企业从事慈善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胡润:慈善是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的事情,现在财富的创造速度太快,无法更快地捐赠出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份10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捐赠最多的慈善家报告,有几个中国人在上面。比如曹德旺,他捐赠了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比如已经去世的香港著名慈善家邵逸夫。美国与中国相比有税收上的优势,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以非营利的方式有效地分布这些资本。
郑艺:我坚信中国会有更多的曹德旺和更多的比尔·盖茨,美国有一个更成熟的系统来支持慈善活动,正如胡润所说,中国需要一个更有利的税收制度来支持商业人士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
东西问丨莫毅明:中国数学研究如何借助国际交流飞速提升?****** 中新社香港1月30日电 题:中国数学研究如何师夷长技飞速提升? ——专访香港数学家莫毅明 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 1980年,莫毅明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遇到了首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一边汲取新知识用于推进自己的学术研究,一边将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介绍回国。莫毅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推动国家数学发展的动力和梦想。 不久前,莫毅明获得2022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他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回溯自己的数学梦,也梳理中国数学如何从改革开放前的落后状态,师夷长技,奋起直追,取得丰硕成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可否谈谈您是如何踏上“数学之旅”?这一过程中,是否有对您影响深远的人? 莫毅明:我父亲对数学感兴趣,我很小的时候就希望做一些对中国有贡献、对中华文化以及文明有贡献的事情。我小时候资源很少,都是从图书馆借书回来看,或者看高我一级的姐姐的课本。那时候数学刚经历改革,从旧数学过渡到新数学,我恰好是在这个关口,我姐姐那一年还是念旧数学,我就开始念新数学,她的旧数学教材我就拿来念,是比较以解题为中心的,比如平面几何,我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着迷。我既学了非常有内容、比较古典的数学,也受到新数学几何集合论与数理学逻辑的影响。 我中学的那位老师水准应该是教大学的,他编写的教材用新数学的语言把旧数学的内容放进去,还把一些新数学里的基础数学内涵较早地讲给我们听,比如线性代数、概率论等。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数学根底已经比较扎实了,范围比较宽,也比较深,所以到大学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学习研究院的课程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作为一个数学家,为何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也如此重要? 莫毅明:在很多大学,学数学可以拿文学硕士,也可以拿理学硕士。其实,做数学需要有很多灵感和创造力。因此,有人把数学看成是在文科和理科的中间。 很多数学家都有别的能力,比如同时也是音乐家、画家等,而我就对文学很感兴趣。一个人如果对世界了解得比较宽,自然灵感来源就多了一些。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数学之美?跟别的学科相比,它更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莫毅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月之繁,无处不用到数学。”这是华罗庚的名言。数学的美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美,是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叙述一个真理,特殊的例子可以一个一个情况去解决,看通以后可以几句话就把很多的努力总结起来。它的美就在于简洁,而且要贯通。 在数学的世界里面,要解的问题总比能解答的人要多。所以,只要有人类,数学这个学科就会存在。这个追求过程无穷无尽,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方面。 银河星空。吴德军 摄中新社记者:从宏观角度来看,您认为数学研究需要怎样的环境?香港和国家整体的数学水准,跟世界最高水准相比如何? 莫毅明:数学要发展,要有很多有动力和梦想的人。1980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那段时间遇到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非常有动力地去学新的东西,一方面是自己做研究,另一方面是把这些新的内容介绍回国,我也一早就参与了这个行动。当我在斯坦福大学写完博士论文后,第一个学术项目就是到中国科学院做了一个月的演讲,从学生的角度把一些比较新的东西介绍给他们,也是在那个场合,我开始认识一些后来的合作伙伴。 今天跟1980年比较,中国在数学领域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在某些数学领域达到了世界水准,人才也是辈出。我对中国数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要让中国的数学水准提升得更快,研究的环境、交流的环境是重要的,需要有一个开放的环境,比如数学研究所举办研讨会或者数学会议,我们应该寻找更多机会跟国际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分享彼此的研究灵感、成果,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找到新路径,我个人也得益于有这种机会。 2022年7月,第九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在南京举行,莫毅明通过视频发言。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您在香港和海外都拥有读书、执教的经验,您认为中西方在数学研究和相关人才培育方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莫毅明:可以从大学学习中看出一些区别,中国可能比较重视每个领域的基础课程,这受到考试制度的影响。国外的考核方式灵活一点,我也吸收了这些经验并尝试在香港大学的教学设计中实践出来。举个例子,研究生水准的课程,除了让他们去做一些习题,我还会利用口试形式。 在做研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学生有能力提出问题,也能够对别人提的问题作出比较迅速的反应。做研究往往是别人没有做过的问题,所以需要在别人的知识的基础上构思一些新的想法去做新的题目。说一百句别人知道的话,比不上说一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现在中国教育需要做的就是让学生有表达自己的机会,我个人试图让学生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找到新的方向或者解决问题。 中国的数学文化很着重解题,解题是很重要的,但要创造新的方向是要综合各个方面或者有崭新的想法。这种能力应该是通过别的途径获得的,跟有经验的合作者交流是很重要的,我非常鼓励国际上的合作。 中新社记者:您于2022年10月当选香港科学院副院长,也是香港第五位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您对未来加强香港和内地的科研交流与合作有何想法? 莫毅明:香港科学院涉及到很多别的学科,香港在哪一方面可以更表现自己,让全世界知道香港在自然科学方面是站在世界的很高的水准,这些都是需要照顾的地方。让香港科学院受到世界重视,这一点很重要,不纯粹是数学学科范畴的问题。 至于学科的建设,比较自由的交流形式是最好的,前几年当然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交流有些困难,尽管可以通过网上形式,不过有很大的区别。数学非正式交流很重要,要是有一个访问学者,你跟他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如果他有机会哪怕一两个礼拜跟你讨论,能够达到的效果也往往远比开一个会好。 现在我可能更重视年轻人的培养,数学传承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团体不是很大,学问在不断创造的同时也会流失一些学生,如果没有办法传承的话(数学研究)可能就会停下来,别的团队会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中国可能就会失去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所以这种传承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未来数学研究在发展新的方向的同时,要保证一些已经在国际上有高水准的项目能够不断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莫毅明,香港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学院院士、副院长,致力于多复变函数论、复微分几何与代数几何的研究,于去年荣获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是香港第五位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通晓多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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